这破败道观的正殿之中，无声诉说着一个王朝终局时，散落在历史缝隙里的血性与微光。

朱棣与蓝玉亲手点燃线香，插于香炉。

青烟袅袅升起，模糊了牌位上的字迹，也模糊了时光的界限。

二人对着这些“未来”的忠魂，肃然躬身，心中默念了几句无人知晓的告慰之词。

事毕，不留痕迹。

众人如来时一般悄然退去，消失在沉沉夜色中。

仙鹤观外，大门依旧破烂，墙头荒草萋萋，仿佛从未有人来过。

只有殿内被仔细打扫过的一隅，那块新换的匾额，以及那袅袅未散的香烟和静静矗立的牌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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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清初的惨烈故事，天幕已展现多次。

其他朝代的古人看罢，除了对异族入侵的愤慨与对末世乱象的唏嘘，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了由此引发的历史评价与道德困境的探讨上。

焦点之一，便是史可法。

对此人的评价，历朝历代总体趋于正面。

“气节有亏”是原则性问题。

但“能力不足”是可以被谅解的缺憾。

尤其是在承平既久、制度僵化的末世。

史可法困守孤城，最终殉国，尤其是殉于异族之手。

这份“死社稷”的壮烈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战略失误、调和无力等诟病。

主流舆论大抵可归结为：才具或有不逮，然忠节无愧千秋。

翻译成如今的大白话，就是：能力有问题，但思想没问题。

由此，又引申出一个更尖锐的假设性议题：若史可法当时投降，可换取清军应允不屠扬州，他该不该降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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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他以保全一城生灵为条件而降，又该如何评价他？

是忍辱负重的智者，还是变节求存的懦夫？

这个问题，犹如投入静湖的巨石，在各朝士林间激起激烈辩论，却始终难以形成共识。

此番争论，在宋时尤为热烈。

原因无他，五代十国那段记忆尚未走远，那里有一个活生生的、充满争议的标杆——冯道。

他最早当过唐朝卢龙节度使的幕僚，而后出仕过后唐、后晋、契丹、后汉、后周。

胡人的宰相，他当过。

汉人的宰相，他当过。

卖国贼的宰相，他也当过。

若按儒家忠君不二的标准，他是十足的“不忠不义的无廉耻者”！

但按照儒家的仁爱观念，他是值得夸赞的，至少不该把他骂的那么狠。

在王朝迭如走马灯般的乱世，他周旋其中，劝谏君主、安定百姓、保护文明、启用贤能。

使中原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战乱之苦，文化典章亦得以存续。

于是，宋代士大夫们便陷入了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尴尬。

批评派高举“忠臣不事二主”的春秋大义，斥冯道为不知廉耻的典型。

肯定派则援引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民本思想，肯定冯道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作为与价值。

双方皆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，辩得面红耳赤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都是一个师傅教的，破不了招啊。

长久以来，因皇权强化与理学兴起，“忠君”思想日益占据上风，批评派的声音往往更响亮。

虽然“忠”与“保民”在多数情境下被刻意塑造为统一。

但忠和保民，很多时候是冲突的。

“朕即国家”，但“朕”和“国家”是两回事。

所以忠分为忠于君王和忠于国家。

但即便是忠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