妆里的一对银镯子，出价八百——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。奶奶犹豫了很久，最后摇摇头：“这是留给我孙女将来当嫁妆的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起夜时听见爷爷奶奶在说话。爷爷咳嗽着说：“要不还是卖了吧，颖子马上要上学了，开销大。”奶奶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不行，这是她妈留下的唯一念想了。钱的事，我想办法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奶奶的办法是每天放学后，走五里路去邻村的砖厂打零工，搬一块砖半分钱，一天要搬两千块才能挣十块钱。她的腰就是那时候坏的，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来。

我十岁那年，田大山回来过一次，穿着时髦的皮夹克，头发抹得锃亮。他提了一箱牛奶，说是城里人喝的，高级。奶奶接过牛奶，手有些抖。田大山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皱起眉：“爸，妈，这房子也该翻修了，等我下回赚了钱，给你们盖个新的。”

“不用，你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”爷爷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头都没抬。

田大山这才看向我，像是刚刚发现我的存在。“这是颖子吧？长这么大了。”他想摸我的头，我躲开了。他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，然后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块钱塞给我：“拿着，买糖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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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两百块钱，我一分没花，夹在了语文书里。后来奶奶生病住院，我拿出来交了医药费。奶奶知道后，搂着我哭了一场，说委屈我了。可我觉得一点都不委屈，我只恨自己太小，不能挣更多的钱。

田大山只待了一天就走了。临走时，他站在老槐树下跟奶奶说：“妈，等我在城里站稳脚跟，就把颖子接过去，让她受好教育。”奶奶没说话，只是拉着我的手，攥得紧紧的。

后来我才从村里人那里听说，田大山在城里又成了家，那个女人比他小十岁，是服装店的售货员。他们生了个儿子，日子过得不错。村里有人说闲话，说田大山有了新家就忘了旧的，连亲生女儿都不管。爷爷奶奶从不接话，只是更加疼我。

我十八岁考上省城的大学，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。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爷爷去镇上买了两挂鞭炮，在村口放了。硝烟味弥漫在空气里，像某种宣告。奶奶翻箱倒柜找出一个手绢包，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沓钱，有零有整。

“这是我和你爷这些年攒的，你拿着，交学费。”奶奶的眼睛已经花了，看人时要眯起来。

我数了数，一共八千三百六十四块。我知道这里面每一分钱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我抱着奶奶哭，说我不要，我去申请助学贷款。奶奶拍着我的背，像小时候一样：“傻孩子，拿着。我跟你爷还能动，能挣。你去了好好学，给咱家争气。”

临走前一天，我去老槐树下坐着。夕阳把树影拉得很长，我想起了田大山，那个二十年里只出现过一次的父亲。我不知道他如果听说我考上大学，会不会为我骄傲。但很快我就甩开了这个念头，他不配。

大学四年，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，没再要过爷爷奶奶一分钱。每年寒暑假回去，都能看到他们又老了一些。奶奶的腰更弯了，爷爷的咳嗽更厉害了。我劝他们别种地了，他们总是说：“还能动，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大四那年，我在一家公司实习，每个月有一千五的补贴。我省吃俭用，攒了三千块钱，给爷爷奶奶买了台洗衣机。送回去那天，奶奶摸着崭新的洗衣机，又高兴又心疼：“花这钱干啥，衣服我还能洗。”但第二天，她就学会了用，逢人便说：“这是我孙女给买的，全自动的，可好使了。”

毕业后，我留在省城工作，进了一家外企。第一个月工资三千二，我寄回去两千。奶奶打电话来，声音哽咽：“你自己留着花，城里开销大。我跟你爷不缺钱。”但我还是每个月